昭通市纪检监察干部—— 自身“硬”起来 职责“扛”起来 

只有任期而没有任届限制，不是完整的任期制。

从内容上看，现代宪法价值不仅包括民主、法治、基本人权、权力制约、秩序、自由等一般人类文明共识，还包括宪法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各种具体权力形态的特殊价值要求。以上权力改革实践和制度设计均不同程度反映了执政党在权力改革中的机关思维，形成了以机关整合为中心的权力改革改革路径和方法论。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体制，监察权的成立是没有宪法依据的。参见：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30页。程序思维更加注重权力运作各个环节的价值性思考，其在尊重权力自身运作客观规律基础上，对权力的设置、发展以及与其他权力系统的协调衔接作出价值指引。底高扬，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无规矩不成方圆强调了规矩或制度对秩序形成和维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强调了制度对人的限制和约束功能。

[15]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机关思维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以机关本身为中心。[1]这一分类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是富有意义的。

[29]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34页。[30] 参见许宗力：《权力分立与机关忠诚——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为中心》，载于《宪政时代》第24卷第四期，2002年4月。而原则与理由的关联则体现为——原则乃是作出决定的初步理由。（二）作为决定性理由（definitive reason）的规则与作为初步性理由（Prima facie reason）的原则 规则与原则不同的适用方式，导致了它们与理由之间的不同关联性。

如果规则被适用于个案，只要个案事实满足规则的构成要件，就能够得到法律效果确定出现的结论。[22] 参见参见【美】保罗．布莱斯特、桑福．列文森、杰克．巴尔金、阿基尔．阿玛尔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下册），陆符嘉 周青风 张千帆 沈根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页。

这意味着放松对孕妇堕胎的管制显然是可行的。如果要推翻规则R，这意味着制定该规则时所作的衡量并非正确，其原因可能为：在制定规则时，有一个或数个原则被遗漏，如果将这些先前没有被考量的原则重新纳入权衡过程，将改变权衡的结果，即原先的规则将被改写。因此，有必要对原则权衡论证方法的基本法理作一个简单的铺陈。这就足以使我们将该规则退回至重新衡量的阶段，针对个案条件以寻求公正的判决。

衡量结果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p1p2）CR[7] 上述原则权衡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C为构成要件、以R为法律效果的规则，由于P1优先于P2，P1可以视为支持该规则的实质性原则。而法律体系内的法律原则等评价标准，在终极意义上不过是各种相互竞逐的利益评价的结果，它们本身就是被评价的对象。布莱克曼（Blackmun）大法官在此案中所作的原则权衡，开始于结果考量。[5]在实务上，填补基本权规定之漏洞的前提条件是确认漏洞的存在，这关涉对特定基本权规定意向的探知，因为漏洞就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意向所作的不圆满性判断。

在该案中，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与当事人请求保护的堕胎自我决定权之冲突可归结为两个原则之间的冲突——政府保护孕妇健康与潜在生命原则（P1）与个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原则(P2)之间的冲突。这个界限简言之就是不能取代、僭越政治部门作政策决定。

换言之，我们只有在衡量所有相关的正反面初步理由之后，才能得出确定性的结论。[26]而本案中法官对婚姻规范目的的新解释，则起到了削弱原则P1份量的作用。

[14] SAMUEL PUFENDORF, 2 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THE ELEMENTS OF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283 (William A. Oldfather trans., Flarendon Press (1931) (1660).,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5]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93-94 (Christian, Chitty, et al., eds., W.E. Dean, 1847) (1765) .,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6] Roe v.Wade，410 U.S.(1973). [17]Martina Renate Deckert, Folgenorientierung in der Rechtsanwendung,München,1995,S.124ff.;另参见张嘉尹：《宪法解释、宪法理论与结果考量——宪法解释方法论的问题》，载于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三辑上册），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版。文章来源：《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9辑）。所谓宪政时刻是指不同寻常的政治动荡、公共讨论和人民合意的时刻。即R以C为构成要件，以Q为法律效果。[12]原则的冲突法则是指原则衡量的结果可以得出一条规则，而逆转的冲突法则则可以表述为： 对于规则N（如果构成要件C满足，则应出现法律效果R）而言，它可以被还原为——在构成要件C的条件下，支持R的原则P1优先于支持非R的原则P2。（三）作为排他性理由的规则 规则作为一种决定性的理由，同时也是一种排他性的理由（exclusionary  reason）。

两者的区别在于：开放的漏洞完全欠缺特定基本权规定意向所要求的规则，而隐藏的漏洞虽具有一般性的规则，但由于欠缺对此一般性规则的限制，使得该规则无法适用于系争事实。德国联邦宪法法职能的广泛性和崇高的宪法地位使得其作出结果考量的政治性裁判或作出针对基本权的宪法续造时，仍被认为是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而没有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遭到强烈的民主正当性质疑

然而，此种定位完全没有得到应有注意，如在孙志刚案中，人们在关切审查程序问题时主要在惋惜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基于公民建议启动审查程序，[26]却忽视了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审查建议其实亦可向事发地广东省甚至孙志刚原籍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从而转化为审查要求，同时，广东和湖北两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孙志刚的代表机关，在宪法上原本就有责任保证本省居民或选民的基本权利不受违宪违法法规的侵害，若未能对其提出审查要求则有怠于履行职责之嫌。总而言之，本省人民，省人大的内部机构如省人大代表或代表团等，本省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都可以、能够并且应该充当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要求权的触发器。

在具体分布上包括省以下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人事任免、监督工作、代表选举等方面遇到问题向省级人大常委会请求解答，省级人大常委会亦认为相关法律问题构成疑难，因此经筛选后将问题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求答复。就代表本行政区域的整体利益而言，省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努力排除本省正当利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侵害。

随着人们对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提请审查主体的重视，在现有法律程序框架内强化审查的动力机制并非毫无可能，一直受到忽视[43]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权经充分论证后极可能形成重要的制度体系，并且，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地方法治实践[44]可能给其审查要求的提出带来多元的政治动机。国务院等五类机关之所以成为要求主体是因为，它们都在宪法上具有重要的实体性权力，并且能够在行使各自实体性权力的过程中发现合宪性疑问。如此丰富的方案配置可以保证前述审查要求的多种功能得到实现。有鉴于此，前述三方面的现实可能性依次递减，有待民主实践的进步，尤其是第三方面功能仍是潜在的，与第一方面已有迫切现实需求不同，只有在省级人大民主审议功能充分发挥之后才有存在的空间。

尽管在概念和用语上不甚明确，但就其具体制度构造、基本原则和立宪背景及主旨来看，我国现行宪法在文本上确认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乃不争之事实（参见王建学：《我国的地方自治：宪法文本的解读与现实状况的考察》，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6年第12辑，廖益新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正因如此，省级人大才具有代表本省利益的宪法功能。[12] 王建学：《论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

实际上，只有完成立法法第99条的规范释义，要求审查程序的有效运用才是可能的。第五，省级人大常委会基于辖区内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的请求提出法律询问，在数量上偏少。

但遗憾的是，法规审查程序自2000年设立以来一直因动力不足而处于沉睡之中。最低的是美洲，33个美洲国家共有9个实行专门机构审查模式，但只有1个国家的宪法赋予地方议会提请主体资格。

[34]可见，无论是相比于外国地方议会的提请资格，还是相比于我国的审查建议，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提请资格都最具拘束力，因此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审查启动机制中的作用最强。可见，11个共享式国家中只有4.5个是实质性共享，因此21个国家中有16.5个都使地方议会居于提请的排他性或主导性地位。若后者认为相关法律问题构成疑难，则会经筛选后将问题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求答复。上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同属人大系统，省以下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遇到法律疑难问题时，只能在系统内求助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或检察机关。

从理论上讲，地方行政机关遇到法律疑难问题时，既可向上级主管机关乃至向国务院寻求解答，也可以逐层向本省人大常委会请求解答，这源于我国宪法就行政机关所设置的双重负责制。第二，在各层级和各种类的地方机构中，省级人大常委会独具审查要求主体资格。

省级人大常委会可参照其在法律询问答复程序中的实际作用，设置行使审查要求权的具体方案。排除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适用违宪违法行政法规在结构上较为复杂，因为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受地方人大监督的同时还与其同本系统上级机关存在职权上的联系，而且各自的联系方式因权力性质不同而颇具差别，其受省级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的形式也应有所区别。

前者常常表现为地方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11]属于宪法权力划分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地方自治团体的自治权保障，源于地方议会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极少数国家甚至将自治权保障扩展到立法不作为。[16] 参见王建学：《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